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包括7月2日至8月1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2日至16日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本来可以置身事外的黄克诚被错误地判定为“军事俱乐部”、“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从而遭受了人生中最大的波折。学术界在对黄克诚进行研究时，都会提到他在庐山会议时期的表现，但缺乏对其活动作一个清晰详细的描述，大多事实为毛泽东与彭德怀二人之间的恩怨纠葛所掩盖，或者说是零碎不完整的。本文立足史实，在参阅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按照事态发展过程梳理出一条清晰的线索，再现庐山会议期间黄克诚的基本活动，使大家窥探出黄克诚的内心世界和人格力量所在。
劝彭德怀上庐山参加会议
在庐山会议召开的关键时刻，黄克诚身兼中央书记处书记与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要职。然而，作为一场政治局的扩大会议，他的名字起初并未出现在与会名单之列。
当时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在接到会议通知之初，本无意出席，并有意让黄克诚代为出席。彭德怀认为，鉴于黄克诚身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兼总参谋长，对地方及军队事务均甚为了解，参与会议讨论问题将更为得心应手；加之他本人刚从海外访问归来，身心俱疲，亟需休息，以便整理处理堆积如山的文件资料。
黄克诚对彭德怀的观点持不同意见，他以为彭德怀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业已遭受过指正，作为政治局委员，若不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恐引发中央的误解。他本人则愿恪守职责，留驻北京，承担起守卫工作的重任。
当彭德怀提议让黄克诚参加会议时，黄克诚看出了彭德怀的心思，他对彭德怀说：“中央通知你去，没通知我，我怎能替你去呢？”“是不是受了批评，心里不舒服？”彭德怀回答道：“并非完全不能接受，只是情感上感到有些不妥。”在黄克诚的劝导下，彭德怀最终决定参加会议。
对于多年的老领导，黄克诚的提醒是善意的。但令他想不到的是，庐山会议期间，正是彭德怀给毛泽东写的一封信，打破了庐山上最初的轻松、融洽气氛。从此，会议开始转向，最终酿成了中共历史上的一大悲剧。
1959年5月5日，黄克诚（位于左一位置）在国防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上发表了报告。
接到上山通知。
半个月后，庐山会议已然落幕，而黄克诚却依旧留驻京城，担负着日常工作。在他心中，这似乎仅是寻常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未曾料及会有重大变故。因此，他于京城预备了两份关于工业事务的文件，预备呈送中央审阅。7月16日，当黄克诚正翻阅《内部参考》之际，一封电报突至。这封由毛泽东亲笔撰写的信函，致刘少奇、周恩来及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内容涉及邀请彭真、黄克诚等与会庐山。得此通知，黄克诚即刻启程，赶往庐山。
毛泽东此时安排黄克诚上山，自有其深谋远虑：一方面，鉴于黄克诚与彭德怀之间独特的联系，此举旨在借助黄克诚之力，对性情刚烈的彭德怀进行适当的规劝；另一方面，扩大与会人员范围，亦有助于厘清与会者之间的分歧。
黄克诚上山不久，彭德怀拿着他给毛泽东的信给黄克诚看，想知道黄克诚的看法。黄克诚接过信仔细看了一遍，对彭德怀说：“这封信提的意见我赞成，但信的写法不好，语言中有些提法有刺激性，你那样干什么？”彭德怀回答道：“实际情况那么严重，会议上没人敢说尖锐的话，我就是要提得引起重视！”黄克诚进一步指出：“彭总，你常因情绪而发言。你与主席共事已久，理应深知彼此，为何不直接与主席沟通，而非写信呢？”黄克诚认为，写信容易在毛泽东心中造成距离感。
小组会上发言
对彭德怀的信，黄克诚认为里面有刺，但认同其基本观点。这与他对当时形势的判断有关。上山前，黄克诚曾到过湖南农村，亲眼见到过彭德怀信中反映的情况。对于“大跃进”，他是不太赞同的。对于人民公社，他也阐述过自己的看法。在北戴河会议上，他认为人民公社虽然是大势所趋，却是搞不好的。他对周小舟、王任重等人说：“人民公社虽成定局，但实难驾驭。不妨先挂个招牌，不必急于求成。”抵达湖南农村后，他对邵阳等地推行的小高炉炼铁项目提出了质疑，对于那些期待他发表好评的同志，他直言不讳：“如此做法，实属不经济，既浪费资源，又劳民伤财……”
源于此，7月19日的第五小组会讨论彭德怀信的时候，黄克诚发言支持了彭德怀的观点。黄克诚首先表示同意毛泽东讲的三句话和刘少奇讲的“成绩讲够，缺点讲透”。他认为争论的主要点是中间“问题不少”这句话，两头是一致的。他说道：“审视我们的不足，正是我们前进的动力，它不会让我们停滞不前。毛主席曾教导我们，要时常清扫尘埃、洗净脸面。反思我们的缺点，我们将变得更加健康，斗志更盛，行动更为坚实。”
对“大跃进”的不足，黄克诚作了三点补充：一、对农业生产成绩估计过高，二、比例失调，三、1959年计划指标过大。他认为头一条起了主导作用，后两条与之有联系。在谈到人民公社问题时，黄克诚直接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考虑了这样一个问题，对不对请大家研究。去年搞好还是没有搞好？我想，搞也可以，不搞也可以，从长远说搞了好……从暂时说，不搞也更主动些。公社化运动初期的做法，起领导作用的不是北戴河中央决议、毛泽东思想，而是徐水、遂平嵖岈山那一套。”他继续说道：“当前存在一种不良风气，即只谈成绩，不提缺点。我曾赴河南考察，发现某些地方的‘卫星’数据不准确，炼钢质量低劣，产量虚报，遂向中央反映。不料，信件被转至省委，省委对此反应激烈……缺点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允许讨论缺点。”
观察黄克诚的言辞，不难发现他对问题的探讨是核心所在，这无疑引发了在场人士的注意。有人好心暗示，或以温和的言辞试图阻止，但他却选择无视，将心中所想一吐为快。与会者对黄克诚那次发言记忆犹新，普遍认为他所说的都是发自肺腑之言。
“主席讲话对我们是重击。”
在彭德怀致信毛泽东之前，时任东北协作区委员会综合组组长李云仲亦向毛主席呈递了一封函件。信中，他详尽列举了一系列事实与数据，用以阐述事态的严峻性，这使得毛泽东心中蒙上了一层阴霾。自第一次郑州会议起，历次会议均致力于纠正“左”倾错误，此次会议亦然。尽管会议中暗流涌动，存在着“左”右之争，但尚未浮出水面，公开显现。
1959年庐山会
经过半个月的议程，中央原本计划作出决议以结束会议，但恰在此时，彭德怀的信件抵达。彭德怀的信以及随后的张闻天等人的支持性发言，似乎触及了毛泽东的敏感神经，同时让他感受到了党内外对“三面红旗”的质疑之声，这最终让他无法再忍受。
7月23日，毛泽东发表了一场重要讲话，对彭德怀等同志展开了严厉批评。他指出：“当前党内外的舆论普遍弥漫着不满情绪，许多人发言时都表达出对现状的强烈不满。这正是我们所期待的！只有当大家都能直言不讳地指出问题时，我们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有人指责我存在‘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我承认自己在大炼钢铁和推广人民公社方面有责任，但我并无创新之权，只有推广之责。”他进一步强调：“我恳请各位同志在发言时务必保持正确的方向，坚定信念，切勿动摇。目前，部分同志已经动摇，他们并非右派，却已接近右派边缘，距离只有30公里之遥。”毛泽东的言辞显得异常严厉。他宣称：“如果我所做的十件事中有九件都是错误的，并且都被媒体曝光，那么我们应当灭亡，我将选择离开，回到农村，带领农民进行游击战和反抗。你们解放军愿意跟随我吗？我相信解放军会支持我的。”毛泽东对形势的严重性有着深刻的认识，这使得会议气氛瞬间变得紧张。
黄克诚对于毛泽东的发言深感震惊与困惑。他在自述中坦诚道：“主席的言论如同一记重锤，令我们所有人震惊不已……对于毛主席的讲话，我深感难以接受，心情亦十分沉重；彭德怀所承受的负担更为沉重，我们两人都因之无法安顿晚餐；尽管同住一屋，却刻意避免交谈。我百思不得其解，主席为何突然作出如此大转变，将原本纠‘左’的会议导向反‘右’的方向。经过反复深思，仍未能找到答案。”
卷入“二十三夜事件”
毛泽东的临时发言，令在场人员略感意外。7月23日夜晚，周小舟情绪激动，意欲与毛泽东展开辩论，却被李锐及时劝阻。稍后，周小舟又拨通了黄克诚的电话，告知几人欲至其处与老领导进行一番交谈。鉴于事态的敏感性，黄克诚起初并未赞同他们前来，然而在周小舟的执意坚持下，黄克诚最终只得应允：“既然你们坚持，那就来吧。”
周小舟、周惠、李锐过来之后，都很激动。周小舟说：“袁世凯称帝前，围着袁那些人，专门印一种报纸给袁看。”李锐应和着说：“这不是钓鱼吗？他不能一手遮天。”黄克诚冷静地说道：“主席又不是慈禧太后，中央集体领导很好，自己有错误，多想想，可以作检讨……有意见还是当面去见主席谈谈。”李锐说：“这时正在火头上，谈不得！”“我们都快成了右派了。”周小舟说。黄克诚劝他们说：“别着急，主席支持左的，也不会不要右的。”周小舟问：“主席这样突变，有没有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主席有没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险？”黄克诚说：“我认为不会。”“如果有不同意见，应当直接向主席反映，现在的讨论方式并不妥当。”黄克诚的话让周小舟渐渐冷静下来。
大家正准备走时，彭德怀拿着一份军事电报过来了。《彭德怀自述》中写道：“推开黄的门时，听到黄克诚同志说：‘你们不要激动，事情会弄清楚的，主席是不会错的。’我进到黄的室内时，见到在座的有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人。周小舟同志对我说：‘老总，我们离右派只有30公里了。’我说，50步也不要着急，把一些模糊观点弄清楚也是好的。”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中也有记录：“小舟见彭德怀进来，即说：老总呀，我们离右派只有30公里了。彭说，着急有什么用。我（们）见房内无多余的椅子，都站起来了。（我）就催小舟：太晚了，该回去了。我们三人即走了出来。由于住处方向不同，我单独一人走了。”
这便是所谓的“二十三夜事件”，黄克诚不慎卷入，继而被迫进行交代的关键议题。
压力下检讨
毛泽东的发言促使彭德怀等人不得不作出让步。在随后的几日小组会议中，他们各自进行了自我反省。彭德怀在笔记中这样记录：“主席提及人民解放军将跟随我，我便决定上山打游击。在此明确表示，我们只能进行自我批评，而不应进行辩解。当前形势下，我无法进行抵抗，更不敢反击。抵抗与反击对党和人民均无益，唯有展现出最大的耐心，等待形势逐渐转变……”
7月26日，黄克诚进行了自我反省。他指出：“我19日的发言，其不足之处并非在于过多地提及了过往的错误，而在于未能触及党内思想中存在的重大隐患，其根本原因在于我的敏锐性不足。聆听主席的讲话，我深受启发，收获颇丰。去年工作中暴露的不足，理应由全党共同承担责任，绝不应由主席一人承担。”
谈及彭德怀所写之信，黄克诚曾言：“我是在上山之后才读到彭总的信件。对于信中提及的种种意见，我对它们错误性的本质并未有清晰的认识。未能洞察，那些观点不过是当时右倾思想的初步体现，其核心精神是错误的。”
谈及自身所犯“错误”的成因，黄克诚坦言：“我存在着一个显著的思想偏差，面对问题或事件，往往过分强调其中的困难和不利因素，而忽略了其中的积极面。这导致我在实践中常常过于谨慎，缺乏进取精神。正是这一特点，让我对党内出现的某些‘左’倾倾向尤为敏感，而对右倾倾向则反应不够敏锐。”
庐山会议旧址
照理说，在黄克诚等人坦白承认错误之后，批判与斗争理应告一段落。然而，情况并非如此。7月26日，毛泽东再次发布指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既要论事，亦需论人。必须明确界限，问题需说得一清二楚，不得模棱两可。此指示与《对于一封信的评论》并提，使得7月26日成为庐山会议的关键时刻。自此，对黄克诚等人的批判上升到了新的层级。
与毛力争
为了争取黄克诚等人的支持，毛泽东亲自发起谈话。7月30日的清晨，他派人提前通知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位同志前往他的住所进行会面。此次会议，周恩来、朱德亦共同出席。在谈话过程中，毛泽东评价黄克诚为彭德怀的“政治智囊”，是“湖南派系”的核心人物，以及“军事俱乐部”的核心成员。他进一步指出，黄克诚与彭德怀在思想上高度契合，二人关系如同父子。
1959年6月，彭德怀结束海外访问归来，抵达京城之际，黄克诚亲自前往车站，热情迎接。
黄克诚就与彭德怀的关系、四平保卫战等问题，向毛泽东进行了回答。他说：“我和彭德怀观点基本一致，只能就庐山会议这次的意见而言。过去我和彭德怀争论很多，有不同意见就争，几乎争论了半辈子，不能说我们的观点都是基本一致，但我们的争论不伤感情。过去打‘AB’团时，有人要打我，彭德怀还帮我说过话，不然我那次就可能被整掉了。我认为我们的关系是正常的，谈不上什么父子关系。”
黄克诚随后对“彭德怀政治参谋长”的提法作出回应。他解释道：“我担任彭德怀的参谋长，是毛主席亲自指派我来担任的。当时我在湖南任职，原本并不愿意接受，但您坚持让我接受。既然已经担任了参谋长，政治与军事又怎能完全分割？彭德怀的信是在山区所写，而我那时尚未上山，怎能在他撰写‘意见书’时充当他的‘参谋长’？我在湖南工作多年，与当地负责同志有过多次交流，关心湖南事务，这又怎能说我是‘湖南集团’的一员？至于所谓的‘军事俱乐部’，更是无从谈起。”
讨论中还包括了关于四平保卫战及长期炮击金门、马祖的行动，黄克诚均表达了不同意见。当话题转向四平保卫战时，毛泽东反问：“保卫四平是我作出的决策，难道这也有误？”黄克诚则坚定回应：“即便是你作出的，也未必正确。”黄克诚的坚持态度让毛泽东感到意外，他稍作停顿后说：“那么，就交由历史和后世来评判吧。”
黄克诚回忆起这次对话时说道：“在那次交谈中，尽管主席对我的批评相当严厉，但整个氛围并未显得紧张，谈话过程中我们并未感受到压迫。即便我表达的观点引起了主席的不悦，他表达不同意见时，态度也并非严苛。因此，我们的心情较为舒畅。我甚至感到一丝轻松，毕竟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让我能直面主席，畅所欲言。”黄克诚在向毛泽东坦诚自己的真实想法后，心中涌起一股释然之感。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黄克诚的心情变得不再轻松。
常委会上发言
7月31日和8月1日，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开政治局常委会，批判彭德怀。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林彪、贺龙、彭真，同时还指定黄克诚和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人旁听。这次会议差不多是一个毛泽东与彭德怀的谈话会。整个会议一多半时间是毛泽东在讲话，讲的内容很广泛，从江西到庐山，从军事到哲学，从马克思到斯大林，几次路线斗争，苏联教训，等等。彭德怀一一回应，这让人感觉两人似乎是在翻旧账。谈话中，毛泽东对彭德怀抱怨道：“我们老死不相往来，却积累了许多隔阂。”
黄克诚起初缄口不言，直至谈及彭德怀的个人品质，他不得不挺身而出，发表自己的看法：“我们共事已久，某些模糊之感逐渐显现。固然发现了一些不足，也曾提出过建议。今日谈及个人品质，我的认识更为全面。这些问题并非一蹴而就，需深入思考。个人英雄主义有所察觉，亦感到有展示自我的愿望。华北同志对此颇有微词。我们曾坦诚相谈，探讨诸多问题……包括邀请毛主席复出领导国家。”“六中全会上的发言，被误解了。自1938年起，便察觉到对毛主席的态度有所转变。抵达北京后，对毛主席的不满情绪亦有所流露，并曾提及。我曾建议他前往主席处沟通。至于他们是否真心诚意地对我敞开心扉，尚不敢妄下结论。对于干部关系，我持有成见，曾对罗瑞卿提出过批评。至于贺老总，他并未向我表达过对他的看法。对干部的任用，确实存在个别现象；但整体情况是否如此，尚难以断言。关于交心的问题，我曾深思熟虑，但并非所有想法都能直言不讳。”
黄克诚的表态，实事求是地谈了自己对彭德怀的一些印象，同时也是对毛泽东讲话的一个回应。会后，黄克诚等四人被留下，再次接受毛泽东的教育和争取。这个时候，黄克诚似乎还没有被定为“反党集团”成员的迹象。
每晚服六粒安眠药，仍难入睡。
从8月2日开始到8月16日，中央召开八届八中全会，这是庐山会议的尾期。从8月7日起，批评重点向所谓“军事俱乐部”问题转移。由于黄克诚过去在红三军团时曾是彭德怀的部下，新中国成立后又一个是总参谋长，一个是国防部长，共同领导解放军的工作。自然而然，黄克诚就被人怀疑是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
一开始，黄克诚的态度还很强硬，对别人不合理的批评，进行反驳。当有人说他是彭德怀的“走狗”时，黄克诚气得脸色铁青，说：“即便是我头颅被斩，也绝不会认可这种说法。”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黄克诚逐渐认识到，与对方进行道理的争辩和论战并无实效，于是他转而采取多听少说、减少争执的策略。在此期间，有人试图说服他，鼓励他对彭德怀进行“反戈一击”，但黄克诚坚决拒绝，他坚定地表示：“‘落井下石’的前提是有石可落，然而我并无一石可用。我绝不容许自己做出诬陷他人、以牺牲他人来保全自己的行径！”
在面临这种对“军事俱乐部”的巨大压力之际，黄克诚内心充满了纠结与沉痛。他在回忆录中如此描述那时的境况：“我生平历经无数场斗争，但庐山会议的这一次，无疑是最为严峻、令我难以承受的。我向来有失眠的困扰，平素需依赖安眠药助眠，但通常只需两粒便足以，而那段时间，每晚我却需服用六粒，仍无法入眠。”
在刘少奇和周恩来找黄克诚个别谈话之后，黄克诚不得不检讨：“我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成为庐山军事俱乐部的重要一员，绝不是偶然的。”甚至说“我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对周小舟、李锐等同志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他们之所以卷入军事俱乐部，实则我充当了桥梁的角色。”
“一旦‘斯大林晚年’议题被提出，会议气氛顿时如同煮沸的水一般，瞬间变得热烈而激烈。”
8月10日，小组会议聚焦于7月23日夜间的事件，正当讨论深入之际，罗瑞卿携李锐步入会场。二人此行旨在核实黄克诚与高岗之间的关联，然而黄克诚却误读了罗瑞卿的意图，误以为那晚关于“斯大林晚年”的讨论已对外公开，遂将23日晚的具体经过如实相告。
黄克诚认为，一方面，作为中央委员，他不能对组织有所隐瞒；另一方面，他意识到事情拖延越久，后果将愈发严重；再者，他坚信这些议论并无恶意，公开讨论亦无伤大雅。基于共产党人坦诚直言的原则，他决定尽早将真相公之于众，以消除误会，并展现自己的坦率。然而，黄克诚未曾预料到，他的直言不讳竟引发了如此强烈的反响。
或许是李锐所言，但我确实记不清楚了。而最终，周小舟亲自承认了是他提出了那番言论。”至于对“斯大林晚年”问题的揭露，其后果不难想象。
在自述中，我继续写道：“随着‘斯大林晚年’议题的提出，会议的气氛如同煮沸的水一般，瞬间沸腾起来。仿佛‘反党集团’、‘湖南集团’等说法都因此得到了证实。回想我在小组会上那番理直气壮的辩论，如今看来，不过是睁眼说瞎话，暴露出我这个人极其不诚实，毫无信任可言。随之而来的是‘阴谋家’、‘野心家’、‘伪君子’等帽子纷纷扣在我头上。身陷其中，我真是百口莫辩，即便跳进黄河也难以洗净这污名，那种内心的痛苦实在难以言表。”
高压下违心“认罪”
随着“斯大林晚年”问题逐渐浮出水面，毛泽东明确指出黄克诚等人系有预谋、有步骤、有目的地进行反党勾当。为促使黄克诚等人诚心悔过，中央再度指派专人前往说服黄克诚。在众人的劝导下，黄克诚基于维护大局的考量，对自己的所谓“错误”进行了深刻反省。
8月14日，黄克诚同志主持了大会的审查工作。他坦言：“我在7月19日的讲话中，表现出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我的观点与彭德怀同志信中的诸多看法相吻合。尽管我的主观意图并非如此，但客观上却是对党的总路线、毛泽东同志以及党中央的一次挑战，与彭德怀同志的信相呼应，对党的总路线、毛泽东同志和中央进行了攻击。”“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言论，乍看之下似乎是对于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质疑，实质上却是与彭德怀同志的信相互呼应，共同向党的总路线、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发起了进攻。”
黄克诚检讨了自己一贯右倾的思想根源：“我的立场、观点、方法都是错误的，我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成为庐山军事俱乐部的重要一员，绝不是偶然的。”他还检讨了自己同彭德怀的关系：“我在情感上过分依赖彭德怀同志，以至于将个人感情凌驾于对党的忠诚和组织纪律之上。”
面对这样的认罪，黄克诚心中充满了悔意。在其回忆录中，他如此表达：“待我平复情绪，我逐渐认识到，违背本心地撰写检查报告，以及违心地赞同决议草案，这才是我在庐山会议上的真正过失。这些回忆至今仍让我深感痛苦。”
遭到错误处理
在黄克诚等人“认罪”之后，剩下的就是开全会作结论了，庐山会议到这个时候也可以结束了。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举行闭幕大会，会议通过有关决议和决定，宣布了对彭德怀、黄克诚等人的处理。
在《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里一开始就给他们定了性：“以彭德怀同志为首，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在庐山发动了“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决议宣称：“八届八中全会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包括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所承认和他们的同谋者、追随者所揭发的事实，证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期间和庐山会议以前的活动，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决议最后宣布了对这几个人的处理：“把彭德怀同志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他们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仍然可以保留，以观后效。”
另一项决定关乎组织处理，即《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的决定》。该决定指出：“黄克诚同志系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核心成员之一，犯有右倾机会主义及分裂党派的重要错误。他曾是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关键成员，且长期隐瞒了若干涉及党的重要事实。鉴于黄克诚同志所犯之严重错误，决议撤销其党中央书记处书记之职，并要求其继续进行深刻反省，向党组织全面坦白。”此决定当时并未对外公布，直至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发布时方公之于众。
这样，由于在庐山会议上坚持讲真话，黄克诚不但失去近20年为党工作的机会，而且屡遭批斗，惨遭迫害，直到“文革”结束，才获得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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